13、监察制度进步的表现：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行政监察从制度上看较前代有较大的进步，如御史台的完全独立，监察机构职权的上升，这些都为隋唐时期的监察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，但在封建专制制度制度下，监察百官行使监察权从本质上讲是为皇帝驾驭大臣服务的，其监察重点并非大臣是否依法行政，而是根据皇帝需要罗织大臣罪名，以便皇帝操纵群臣，这反映出监察依附并服务于皇权的实质，这一时期的监察的实际水平不高，监察效果也往往取决于皇帝的意志和好恶，这使整个监察工作难于达到依法监察的水平。
14、分析地方政府在行政执行中拥有较大的自主权的原因及利弊：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府的地方政府在执行政务过程中有自主权较大，这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大部分时间处于战乱状态，地方行政长官职兼军、政，中央政府的权威因此下降。此外，中央政府考虑到战争的特殊环境，也主动给地方以较大的自主权，以利于地方对突发事件的及时处理。一般而言，州郡地方长官对境内敌情、民变、灾害等事务均可处理上报，不必待诏敕而后行。这虽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地方政府在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，但毕竟背离了中央集权的要求，也使地方官员的贪残难以受到有效的遏制。
15、惟才是举是选官原则：是各割据政权实行的选拔官员的原则，其选官不论出身、门第、甚至在道德上也不求全责备，奉行“惟才是举”的选官原则，尤以曹操为典型。“惟才是举”的选官原则，仅是三国初期的几个开明皇帝个人行为，并未成为制度。